郭子健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郭子健来源=2020年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年初新冠肺炎爆发，政府举全国之力开展防疫工作，从武汉到湖北再到全国，整齐划一地采取封城或社区封闭式管理的方式，以阻止疫情蔓延。民众亦时刻关注最新资讯，并参与到举国防疫的行动中。此外，从广播、电视到社区内部的广告牌、宣传栏，无不展示、招贴着戴口罩、勤洗手等预防传染的指南、标语、口号，各级卫生部门和社区也承担起宣导、规训民众个人行为的职责。这样的画面，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首次遭遇，但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却并不陌生。现代国家的形成，使中央政府在面对恶性传染病和瘟疫时，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上溯至民国时期，政府在面对流行性瘟疫时，已经表现出与传统帝国政府不同的应对模式，诸多现代元素被植入防疫工作中。但今日全民防疫动员之所以成为可能，却与1949年后中国的独特经验密切相关。面对当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刘绍华的新著《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以新中国成立后的麻风防治为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近半个世纪中，当代中国防疫体制的成型与演变史。而麻风的防疫经验，又能给我们当下的防疫政策，带来何种启示？
西方与早期防疫的基础
据研究，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诱发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它主要侵害人的皮肤和神经组织，会导致人皮肤麻木、干枯甚至变形，造成肢体残废。而麻风杆菌又因为难以被提取分离，其传播路径至今未能被人类破解。已知的传染途径包括接触麻风病人的黏膜组织或通过飞沫等方式近距离感染。此外，麻风的潜伏期超长，平均为2-5年，最长者可达十年。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度不可治愈的传染病，麻风被传统社会赋予了颇多的符号隐喻，比如其在欧洲社会曾被称为“天谴病“，患病之人意为上帝的惩罚。又因为其传染路径高度不确定，各国社会普遍对麻风病人都有污名化的观念，在中国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地区以火刑处死麻风病人的方式，在20世纪仍然存在。
但是，作者提出，近代以来，治疗麻风患者又演化为基督徒服务上帝的自我实现，麻风的医治被赋予了教化的内涵，并兼具传播福音播散教义的职能。福音化的麻风救助，随着西方政治力量的崛起，扩及全球。而麻风病作为落后地区聚集性的传染病，成为传教士们实现福音使命的理想目的地。中国的麻风治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形塑。
根据梁其姿在《麻风》一书的研究，至少在明清时期，官府已经规模化的介入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当然，他们的模式相对原始，即顺应社区对麻风病人的集体排斥，将他们集中隔离到官府建立的麻风院中。为降低统治成本，虽然麻风院是接受国家财政的资助，但官府不会直接参与管理，而是会让轻症的麻风病人当作首领负责管理病院的日常，这种角色被称为“疯头“。并且，官府并不会为麻风病人寻找治疗之策，在当时人们认为麻风病是绝症的情况下，麻风院的唯一功能就是隔离。
19世纪中期以后，由传教士入华带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医疗机构、人才、组织，取代了帝国最无力的短板，在广袤的乡村社会扎根。中国麻风史上最重要的组织——中华麻风救济会，即是基督教背景。宗教背景使这一组织能够以宗教为联结，获得大量的跨国资助，并应用于医疗的持续投入，短时间内，中国的麻风病院遍地开花。这也成为五十年代以来基层医疗的宝贵资产。
何以这么说？因为教会医疗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容所，它还培育在地化的医疗团队，并持续不断从国外输入、共享医疗技术、设备和药物。
1949年以后，随着教会医院被接管，这些医院大多具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依靠全球宗教网络的津贴。但不可否认，这些医院成为建国后麻风病人收治和治疗的基础。因为，连带服务于新社会的，还有接受欧美教育的医师队伍，和他们所主导的治疗方案。全国最大的医学组织中华医学会，就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并与国际医学界保持了密切互动。
不过，随着新中国一系列调整对外政策调整，使职业医师们面临政治转向——从欧美转向苏联。中华医学会的核心成员是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医生，大多接受欧美教育，对苏联比较陌生。建国初期，傅连璋就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傅早年是基督教徒，曾经接受过完整的欧美教育，但他也曾在革命年代参加过长征，为红军组建医院，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具有前后双重身份的医学界代表，带头学习苏联，对整个行业无疑具有高度象征意义。
面对从旧政权承袭下来的设备、技术、人才和治疗方案，以及转向苏联的影响，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开始探索一条与集体化高度联结的防疫模式。
中国传染病防疫体制的建立
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在新的政治话语下，新的中国要走向完全的独立自主，就要与帝国主义话语进行完全切割，任何同旧社会有关的符号都须要被消除，以彰显新中国的主体性。
在新政府的表述里，旧时代留给底层民众的疫病，如梅毒、肺结核、麻风病、血吸虫病等，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要被消灭的对象。就具体方式而言，新的政府相信通过共产主义式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军事化，完全可以实现消灭疫病，实现革命蓝图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新政府也要将传染病的肆虐同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联结，成为政治宣传中的重要观念。由此，与外国教会有关的防疫硬件虽然被继承下来，但是防疫工作要完全独立于外国势力，才符合新的要求。防疫中的军事化，是新政权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特色。这不仅是说各级政权在防疫过程中的军事化管理，还包括一系列的战争比喻被作为宣传动员的内容，比如“作斗争“、”打响战争“等等。1957年后在全国大规模推行的麻风村，是作者尤其关注的空间。1980年以前中国麻风病的防治，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却是最为低调和消音的过程。在集体化的背景下，国家得以组织全国范围内的麻风病人调查统计，获得跨区域、全局性的数据来制定政策。此时，随着有效药物的普及，国际上开始呼吁重视麻风病人权益，废除隔离制度，采取院外治疗的方式。虽然中国在1940年代就引入了此类药物，但隔离政策却保留下来。在麻风村建立之前，一些疫病严重的区域，不时仍有以极端手段处死病患的情况，这成为国家制定隔离政策的依据。计划时代，麻风村的村民一度可以享有城市一般的定量供应保证。这也是地方干部为了劝说麻风病人入村采取的方法。
而即使是同为麻风聚落，在50年代也有深刻的阶级烙印。条件最好的浙江武康疗养院，民国时期曾是教会创办的麻风病院。这里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全国都居前列。面对有限的床位，能够入院的大多为现役军官、机关干部、高校学生和企业职工。对于绝大多数麻风村，尤其是农村来说，政府采取的办法是“自足”的方针，即除政府负责必要的行政费用和药费外，病人主要的治疗费和生活费，则由病人所在公社负担，实际就是由病人自行通过生产的方式解决。显然，由于麻风村是新建的人工聚落，公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麻风村的条件相对要艰难，实行定量供应也并非长期政策。这也成为集体防疫模式下，麻风病人的普遍境遇。
当然，与明清时期隔离方式类似的麻风院不同，计划时代的麻风村有专门的医疗队伍进行长期治疗。本书的核心考察对象也是这批麻风医生，他们在1949年后有着独特经历。
吊诡的是，虽然麻风病在建国后已经被官方转述为劳动阶级的疾病，但这并未给麻风病人带来任何光荣，对麻风的污名化仍然普遍存在。事实上，社会中仍有不少法律和惯习对麻风病人抱有强烈的歧视，比如禁止麻风病人从事特定职业和结婚的法律，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废除。因此，与麻风病人接触最密切的麻风医生，也连带成为被歧视的职业，在医疗队伍中居于最底层。书中表明，大多数麻风医生都非主动择业，在国家紧缺人才之际，通过快速培养和分配的新手医师进入此行业。他们本非自愿，在面对政权时又需要表现出违反真实感情的“专业精神”，以获得认可，因此得以不断被国家成功动员，作者将其称之为“情绪劳动”。但当文革到来将这种专业精神也一并摧毁时，麻风医生的也受到了空前的创伤。相对于贫苦工农出身的麻风病人，麻风医生多为出身不佳的知识阶级，整个防疫工作也全面 “去专业化”，对麻风医生的污名化反而进一步加深了。
虽然这并非计划时代的常态，但这却是集体化发展到顶峰最终吞噬防疫专业主义的结果。集体化的防疫模式虽然并非一无是处，比如高效的数据收集、隔离政策的落实和疗法的普及，使中国能够在大幅降低麻风病率上取得显著成就，但这种运动式的手段在权力与专业发生冲突时，会自然的倒向权力的一边，以至于付出高昂的人道成本。
面对国际：主体性的召唤
1970年代开始，中国与西方世界逐步接轨，卫生防疫也重回世界舞台。与国际接轨带来的两个重要结果就是药物的改进和隔离制度的废除。重返世卫组织使中国获得最新的治疗资讯和协助，但也使中国的麻风治疗遭遇新的参照和标准。发达经济体开始给予中国技术和药物的援助，这使中国政府对国际合作的态度走向积极。然而即使是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卫生防疫体制仍然有其坚固的一面。
作者观察到，经过三十余年的“试验”，老一辈麻风医生心中的“主体性”心态仍然强烈。首先，他们并不完全相信世卫组织推广的新药能够多大程度改善疗效，反而认为其一直坚持使用的旧型药物已经取得足够的成就；其次，针对世卫组织制定“万分之一”的麻风病消灭标准，中国的医疗专家们认为中国需要执行更为严苛的“十万分之一”标准，以强调国内继续医治麻风病的必要性。作者列举了诸多中国麻风专家对国际标准的争议，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情结的某种延伸。
而作者并未归纳，却反复出现在书中的“主体性”心态，就是赤裸裸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访谈记录。麻风医师们在讲述过往之时，其形塑的记忆往往都基于集体主义带来的使命感，这种感觉让他们得以在个人牺牲和面对防疫工作的悲剧中得到释怀。但是，当这种心态占据了社会的集体记忆时，掩盖和遗忘也就成为可被理解的选择。麻风防疫时代的人们并不缺乏反思的能力，却少了社会监督、剖开历史记忆的土壤。他们身处其中，在主体心态下懂得“全局性”地把握成就，却很少直面问题。而这恰恰也构成了中国防疫体制的一部分。
进入作者所说的“后麻风时代”，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理解：
首先，对中国的传染病防疫而言，信息透明是毋庸置疑的最低要求，为信息不透明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案例已无须赘述。这背后的道理在于，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差异巨大，且流动性增加，而地方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恰恰会因为社会流动而演化为全国性的疫情。由此，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真实高效反馈信息的责任，才有可能在现有集中决策的体制中获得有效的资源。
此外，集体化时代留下的动员式防疫模式，是基于计划时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物资供给方式。改革开放后，虽然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乡村中的村镇组织被保留下来，但民众对其的依赖度大幅降低，加上经济高速发展期对劳动力的强需求，国家事实上将迁徙的权利还给了民众，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如果按照集体化的防疫模式，尽管可能纳入新技术实现对人的追踪，但如果社区按照传统户籍制度部署防疫，势必造成实践层面的某种错位，尤其会影响异地常住和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造成诸如租户难以进小区、异地就医无法被收治的局面。而从根源上来讲，防疫制度的终极目的仍是救人，一套良性的防疫体系，绕不开基本的人道尊重，同时也应保障专业主义，顾及不同群体的生存权益。
最后，书中反复提及的“主体性”心态，亦有值得反思的部分。自屈辱感成为国民对近代史开端的认知以来，对于西方文明的不断回应就主导着社会心态。不论是接受或批判，人们都不自觉以其为参照物来检视自身，进行自我伸张，这甚至影响或扭曲着公共决策与集体记忆。我们能否走出这样的迷思，亦是这部麻风医疗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